而实际这样的忧愁于宋三小姐而言却更是沉重。
她十二三岁时便识得了颍川方氏那位惊才风逸的国公世子，此后数年一直盼着能嫁进那家做他的妻子；原本母亲也一直说她与贻之哥哥般配，可谁又能料到天有不测风云、连方氏这样的至贵名门也有失势之时，贻之哥哥远走颍川再不能与她相见，自己过去幻想的一切竟都在一夕间打了水漂，那可真叫个黄粱梦醒催人心肝。
偏偏如此要紧之时父亲和叔父又都被贬出了长安——那她又该嫁与何人？那些江南之地的酸腐儒生？他们算是什么东西！还没他们宋氏的门庭来得高贵！
宋三小姐又悲又怒，九月自西都南下这一路就没停了折腾，船在江上跑了几天她便在舱内扯着嗓子哭了几日，闹得那水里的鱼都晓得有位从长安到金陵的贵女过得不欢喜不如意、只差要纵身一跃跳下来同它们做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