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在你说的岭澜案例里，似乎权利是通过‘户口’和‘亲属身份’来界定的。外嫁女之所以被排除，并不是因为她不存在，而是因为她的身份被重新归类到夫家的体系里。”
时之序点头。
这正是人类学里所谓的“亲属逻辑”在发挥作用。对城市管理者来说，一个人不是独立的个体，而是嵌在父系血缘或婚姻网络里的节点。于是，在旧城改造的补偿名单上，女性常常因为婚姻流动而“消失”。
Marika顿了顿，又补充：“它其实触及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：谁被承认为社区的合法一员？谁被算在‘我们’里面？”
“没错，”时之序觉得思路更清晰了，她接着补充：“背后还有城市管理和财政压力的考量——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节省补偿开支。在这里，个体的权利不是想当然的，而是被家庭关系、婚姻身份和财政决策共同塑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