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达洛维夫人说，她要自己去买花。”
钢笔尖在日记本上匆匆划过，墨迹未干她便合上了皮质封面。云层在舷窗外流动，像被撕碎的棉絮。
她仅以参加晚宴为由向父亲报备。电话那头的沉默持续了三秒，随即是故作从容的应允：“叫陈秘书送埋啲证件过去，记住，该打点嘅场合唔好慳（不要吝啬），纽约嗰边嘅家族办公室会处理。”
行李简薄得近乎仓皇，她只带上了薄薄的风衣和贴身衣物，一本企鹅版《海浪》和装了氟西汀的棕色药瓶，就坐上了赶往机场的车。临上飞机前，她用移动电话给远在温哥华的母亲拨了通越洋电话。
“妈咪，我去纽约几日。”她握着听筒，指尖无意识地卷着外套下摆的流苏。
“好啊，我刚好要回去处理些事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