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而言之，他们对来自江东的行台仍然乏甚观念上的认同，即便顺服也仅仅只是一种权宜忍让。
这种普世的心态上的疏远，很不利于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秩序，这就近似一种低等文明统治高等文明的负重难当或是用力过猛。
执掌行台以来，沈哲子反而渐渐理解了一些胡权暴政看似不合理的表现。
比如后赵石虎的嗜杀，那种将晋人人命视作草芥、丝毫不忌惮嗜杀太多会动摇统治基础的穷凶极恶，剥开表面那层凶恶，底子里真是一种浓烈的自卑与色厉内荏，以及一种无能为力的无奈。
相对于已经发展成熟的诸夏文明形态，他们这些胡虏真是唯有蛮横的大张声势，才能获得一点存在感与自我安慰。及至后世，尤其是满清的统治，更是在杀戮之外佐以最深的于文化上的禁锢，以残害文化主体的形式来维系其降纬统治。